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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有国

经济 历史 杂谈 切磋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社会转型:需要独立知识分子自觉的声音  

2010-05-01 07:09:3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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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多篇博客中,我对中国“知识界”集体失语的环境条件进行了思考。中国并不存在独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,一方面有环境的因素,也有知识分子本身价值认同的错位。改革开放三十年,在社会矛盾如此激烈的中国,不仅仅是社会需要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,同时,独立知识分子也必须自觉地出来争取声音,降低社会冲突的成本。

中国的改革开放,一开始就是从破坏旧的体制开始的。这是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是一样的。30年前,在经济几近崩溃的背景下,中国的改革也只能从破坏开始。同样是中国的农民挑战了中国最根本的制度---农村的土地制度,计划经济的板块,由此撕裂了一个口子。小岗村的农民和历代的农民做的是一样的事,就是破坏旧的体制。

在开始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,中国改革一路是从破坏开始的,砸烂了计划经济体制,建立市场经济体制。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“改革”的步伐停止了,甚至出现倒退,“开放”已经成了主要的目标。原来被破坏的体制在后十年,逐步地得到恢复并强化。

回顾改革的历史,我们可以看到在头二十年的时间里,旧体制在不断地受到冲击与解体,民营经济不断地扩大市场,呈现出经济的活力。后十年里,是体制恢复与固化的时期。后十年开始的标志是从“国有企业的改革”做为序幕拉开的。后十年的第一波目标是“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”,在整顿国有企业的口号下,国有企业不断地蚕食着原来民营经济开拓的市场份额。第二波,显示的是央企开始蚕食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。

垄断与权力在相互主导着市场。

中国社会开始呈现了多元化的,各种利益诉求不断地加剧与冲突。部门利益,不同经济集团利益。中央与地方的利益,央企与国企与民企的利益,多种矛盾,构成中国社会的利益不均衡。

同时,随着体制的恢复,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,成了社会矛盾的聚焦点。

在严重的社会矛盾面前,各个利益集团,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,必须漠视社会的责任。不断的贫富悬殊加大,收入分配的不公,社会的正义,程序公平,信息不能共享,这一切,都使社会的矛盾不断加剧。

面对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格局冲突,面对不同利益的讲求,执政者的思想日趋保守,在日益加剧的矛盾冲突中,面对体制外的强烈诉求,往往束手无策,在利益集团的绑架下,比如拆迁等,采取相当极端的手段,解决冲突。这样,不但不能软化社会的矛盾,反而使社会的对话难度加大。每一次这样的冲突---解决,就象把烧红的钢,进行的一次次的淬火,每次都使社会变得象钢板一块,日趋僵硬。

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社会断裂,也都是这样经历一次一次的“淬火”达成的。

作为体制内的学者,于建嵘提出“面对社会的冲突,要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。”但是,谁也不知道稳定的底线在哪里?如何守?也就是说社会究竟能够经受多少次这样的淬火才会产生断裂,并没有准确的数据。如果知道100次是稳定的底线,那么一切就好办了。社会就不会断裂了。只有测算出次数,才可以守住这个稳定底线。非常遗憾,就是最聪明的学者也无法测定出稳定底线的数据。再高明的计量经济学家也一定算不出来。

中国象脱缰的野马,朝着悬崖飞奔……面对这种状况,传统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也已经失去信心。就连长期进行普及教育的思想者---王晓阳先生,开出的药方也只是“选择移民”。对这个社会的未来人们不寒而栗。

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与对立,多元化的社会更是不可避免这种矛盾与冲突,但是,健康的社会为什么能在不断的利益诉求中,健康地成长呢?就象任何社会都有腐败,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就会这样地肆无忌惮。美国欧洲历史上甚至经历过比中国更加黑暗的时期,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在黑暗中,走出来,结出人类文明的果实?中国,难道就只能一任这样地冲突与断裂吗?

这样,我就想到了,独立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。

世界上文明国家的矛盾与冲突,社会并不象中国一样显得僵化。因为有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阶层。

体制内的知识分子,必然是为体制的稳定与安全考虑,所以必然带有浓重的体制的色采。由于独立知识分子并不代表哪个利益集团,所以其思考与声音,更能为社会广大的公民接受。独立知识分子的理性中道,更成为一个社会的清醒坐标。导引了社会往理性与正义的方向前进。

当然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建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林昭以及象林昭一样的独立的人格志向的人,应当成为永恒的楷模。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身观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者兼济天下”,这种人生观是极为消极、被动的。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希望有伯乐,有天才来让其发挥才能。如果没有被发现,就“独善其身”,修身养性,如果有人赏识,就要帮助打天下。对社会是有有害的。在多元化的利益讲求社会中,要有独立知识分子的声音。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,独立的知识分子需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。独立知识分子必须自己争取生存的空间,在中国变革的时代,主动承担社会转型的责任。而不应任凭社会冲突再冲突,直到最后断裂。

拆迁--自焚,维稳—上访,高调执政—学校杀戮……

在当前的社会中,仇富,仇官,仇恨公务员、仇恨权威,最后会演变成一切与体制内有关的,都会遭到体制外的仇恨、攻击。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截然对立,现在,体制内的任何声音都已经不被社会接受。这不仅仅是考验政府的公信力,简直是在考验整个对立社会的忍耐力。我想这是非常可怕的。

长此下去,社会就失去了方向。

在这种现状中,我相信即使执政者,也希望有一种能缓和社会矛盾的理性的声音来平和社会的各种矛盾。

以天下存亡为已任的中国知识分子,为什么在这样面对天下存亡的问题上,整体失声?

相信每一个具有民族自豪感的知识分子,都不会愿意再次看到社会的断裂。我想引用于建嵘先生说到的,“全世界在社会转型中都发生过这些问题,但是人家有制度性的建设,而我们呢?”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,于建嵘的反而,足以让人担忧。我想独立知识分子自觉的声音,是时代的要求,也是历史赋于我们这一代独立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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