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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有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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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简牍学者人生的轨迹----台湾简牍学术史  

2011-11-25 18:33:4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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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     第二节    简牍学者人生的轨迹----台湾简牍学术史

简牍学史,如果写成年鉴,就贬低了学术史的价值。一部台湾简牍研究史,不仅仅要理出学术发展的脉络,重要的是能反映出简牍学者人生的轨迹。人是社会的人,学术是学者在既定的现实生活中的创造。脱离社会的人是不存在的,脱离社会的学术也是不现实的,但人在社会现实中又不是被动的,因而,如何反映学者---学术---社会三者的互相影响,是必要的。

台湾的简牍研究是从零开始的。在此之前既没有简牍使用也没有简牍出土,更没有简牍研究学者。台湾简牍研究,就象脱离了母亲后,刚刚学会蹒跚走路的稚童,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了六十年,已经长成大树,结出丰硕成果。

中国历史不断的政治对立,导致的分分合合,正如元人所说的,“兴,百姓苦,亡,百姓苦”,但历史的血脉中沉淀的文化记忆中留存的是无数的坚持与信仰。我们无法平息内心的沸腾,无意谴责历史上无数的荒淫与暴虐,但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抛弃的历史印记。正是在无数对立与坚持中,我们中华文化之河,曲曲折折,历经险滩、绝岸,走到今天,伤痕累累,遍体鳞伤。我们有无限欣慰也有无限的感叹。

今天,冷静地坐下来回顾六十年历史的烟云,我们必须认识到:在学术的源流上,台湾简牍的研究,是1949年大陆简牍研究的分支、继续,正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对简牍研究的传播与普及,才有了今天的台湾简牍学界的繁荣与兴盛。但是,台湾简牍研究的方向,不仅是对传统中华文化的理性与坚持,同时又一直与世界汉学研究相对接,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没有台湾简牍学者的坚持,就没有今天台湾简牍的繁荣,必定使灿烂中华文化的色采减弱不少。

1945年台湾从日本人手中回归中国。从这一时期开始,台湾都在重塑国民的形象,摈弃殖民地的教育。1949年,两岸政治对立导致的隔离,历史把台湾推向了另一个需求的高度----戒严与大陆对立。这一时期台湾充满了非常矛盾的国民心态。从殖民地的背影刚刚走出来,从历史文化上之根上,台湾必须认同并坚持自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,但是,从现实政治考虑,台湾又必须戒严,隔断与大陆的联系。对一直肩负中华文化当然继承者的学者来说,这真是情何以堪?

这一时期的学术一方面要绝对地消除日本殖民地教育因素影响,“对日本既有的研究成果作了消极的排斥,另一方面对大陆时期的研究成果只作局部的继承,结果在学术研究的传承上,呈现几近断层现象,历史学研究似乎从头做起,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,实是非常不幸的一段。”[]

这是台湾学术史上非常不幸的一段时期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中,大陆来台学者的背负与坚持,才尤显得可贵。也正是如此,我在写作中花了较大的篇幅把两岸的学术衔接做了铺垫,并把劳干先生作为一个典型例子,花了较多的笔墨。大陆(山西—北京)--------台湾(南港)-----美国,我希望从劳干先生的人生生存轨迹上,让人了解当时两岸实际上潜藏了政治的剑拔弩张。从这种的感受中,让人们敬重学者坚持的精神可贵。

劳干先生的人生轨迹,是百年中国学者的一种无奈选择。

我把1974年马先醒先生的《简牍学报》刊行,作为一个时间断代,主要是基于从当时七十年代台湾简牍研究的断层状况提出的。这一点,台湾学界也都已经看到。一方面原因,是政治因素,两岸隔绝,出土简牍又主要在大陆,两岸信息不通,接触大陆,往往如火如灾,不敢接触。二方面,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,大陆来台的学者的不断地离开台湾到美国、香港各地讲学,三方面,年龄大的陈盘先生也只是台湾整理从前完成的简牍研究手稿,四方面,台湾经济发展后,沉寂下来进行学术研究的青年人不多了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马先醒先生的出现,无疑是打破了这种沉寂。就象台湾学界也认为的一样,“自1974年始,马先醒创《简牍学报》,乃成催生研究简牍风气。”[]对于简牍研究史或者台湾简牍研究来说,这都是一个不可忘记的年份。

马先生不仅仅在个人学术,在对这一时期台湾简牍研究的组织形成,同时,培养年青一代的简牍学者,都是不可低估的。正是马先醒先生的提倡与坚持,正是马先醒先生的努力与不断进取,台湾简牍研究才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。遑论马先醒先生的学术著作等身。从《简牍学报》、台湾第一个简牍研读班、台北简牍研究会、《居延汉简新编》、《睡虎地秦简研究班》、《弱水简牍研读会》、到率领台北简牍学会会员参加第一届“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、亲自率队探访旧居延地,就这些,足以树立马先醒先生在简牍学界的地位。

这个时期的整体研究状况:一,是对旧居延汉简整理的讨论与版本甄别,同时对汉代边郡制度、上计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。1981年出版了《居延汉简新编》。二,是面对大陆秦简的公布,掀起的秦简研究热潮,三,是随着1987年戒严令的取消,台湾最高研究机构,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重新开始了旧居延简的整理,成立了“汉简整理小组”。

个性和时代铬印,深深地影响了马先生的人生轨迹。我本来很想细细地追踪马先生留美滞归的心路历程,但是,由于台湾同学说在台湾一直无法找到马先生在美国写的“胡归?胡不归?”一文,我无法完整了解这一时期马先生在美国的心路历程,所以我无法动笔。这个遗憾,我只有留待将来拿到这篇文章读后再另文专叙。

学术史,贯穿的是人的命运、国家民族的命运史。

    我以90年代第一届两岸学术会议-----兰州“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为断代分期,我不是大一统倡导者,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考虑的。首先,简牍出土在大陆,间接从他国获得资料,毕竟是迟滞的,只有两岸的互通和无障碍的学术交流成为事实,这是关键,其次,无论是时间巧合还是有意安排,台湾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“简牍整理小组”也是在1987年戒严令取消后开始的。在此之前,三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也只能躲在冰冷的仓库地上,无人敢问津。再次,“1990年代以来,随着电脑化、影印机的普及,历史学研究也随之电脑化,连线、全文检索等工具的使用,已经完全革新过去的研究技术,堪称为‘电脑工业’革命。”[] 史语所引进日本红外线扫描,使简牍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

在这种的大环境下,两岸的学术交流进入了全面的发展时期。台湾和简牍研究与大陆开始同步,共同面对世界的文化交流、冲击。

    在第三期的简牍研究中,两岸的学术交流已经完全在一个平台上。两岸学者的文章也发表在对方的杂志上。学术已经冲破了两岸的蕃蓠,相较于政治,学者已经走在前面。

     两岸学术交流、两岸学术同步,两岸学界共同面对世界文化洗礼,这只是第一步。

但是,学术交流的平台仍然缺乏,台北、台中、台南各自为阵。不仅仅有师承的隔阂,也有学术的对立,在缺乏大家的时代、缺乏领袖人物的环境中,中心仍然无法形成。

台湾有传统文化自觉的继承精神,又处深受世界影响的学术环境,如何在台湾学者中倡导并构筑起中华文化的学术体系,用开放的胸襟与世界学术接轨,使中华文化脱胎换骨,这是我们这一代两岸学者的共同使命。



[] 高明士主编:《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----1945-2000·总序》,台北,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,2004年。

[] 高明士主编:《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----1945-2000》第145页,台北,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,2004年。

[] 高明士主编:《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----1945-2000·总序》第145页,台北,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,2004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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