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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有国

经济 历史 杂谈 切磋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中国人的“公共空间”  

2012-11-15 08:28:5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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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中国人的公共空间

 

坐上动车,刚想眯上眼,动车里此起彼伏的电话声:谈生意的,聊感情的……说笑无度,动车里的嘈杂和千姿百态,足以让人昏厥。举目望去,动车坐椅上,有的仰八叉两脚一伸,口水直流,有的爱侣亲热无度……

中国人的公共空间无意识,实在让人震惊!

中国人的每个家庭都是整洁与干净的,而所有门外的公共空间却是脏乱不堪的。中国人只注重于自己的屋内私人空间,而把脏水污物,倒向、扔向门外公共空间的,比比皆是。

在中国人的公共话语空间里,你可以听到:“谁耽误嘉禾发展一阵子,就让他难受一辈子。“你把电话给我,哪个让你直播的?” “老百姓想要公平?臭不要脸!”

这些刺耳的语言,我想在这些官员家里,是断然不会说的。也只有在公共空间才敢于如此放肆。

为什么中国人在公共空间都如此放肆?!

实际上,这反映了几千年中国人根本没有公共空间,或者说从上到下根本没有公共空间的意识。

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特征,就是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,建立在皇帝是最高的家长统治下,天下的所有人,所有家族都是皇帝家族社会的成员,打骂杀伐,都由皇帝一个家长决定了。明代宰相胡惟庸,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命运也由不得自己,皇帝说杀就杀了。由不得分辨。位极人臣的宰相命运都如此,还要说百姓的命运吗?!还有什么其它空间存在吗?

水浒传里表达的,就是希望在水的另一边有受欺压百姓生活的空间。这个空间,在当时就是需要抗争、起义争取。

百年前辛亥革命之后,皇帝极权制度消失了。但是,非常遗憾的是,近百年的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建立起公共的空间。在民国政府党化政治下,国共对立,一提到共党嫌疑,立即就有杀头之危险,在社会极度对立状态之下,公共空间也断难建立。1949年大陆共产党执政后,同样没有建立起社会公共空间,在强调阶级斗争对立之中,实行三反五反,反右,社会主义改造运动,文革,批林批孔,不一而足,在阶级对立中,形成的必然是权力的无限空间。社会平和的公共环境自然不会出现,社会公共空间从来就不存在。只有一道道从中南海传递出来的最高指示。只有从上到下的庄严与肃穆。

如果说在提倡阶级对立时期,可以用简单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来解决社会的矛盾,那么在计划经济破产与市场多元化的局面下,没有建立起平和的公共空间,那么多种的社会诉求,不能在平和的社会公共空间讨论解决,就必然会出现用以往集权制度下出现过的,通过对立与抗争来达到释放。当前无数的上诉与抗争,实际上是社会公共空间缺失的必然结果。

长期的中国社会缺乏公共空间,统治者不允许公共空间的存在,实际上公共空间成了无人管理状态,这必然变成了人们道德放纵、黑热力猖阙与权力姿意的场所。

集权制度之下,抑制社会公共空间的存在。没有了空间,所有人都只是一个个体,无助与无力。遇到二、三人的群体的或者集团的盘剥,就只有俯首被剥夺生命。在缺乏公共空间的社会中,个体的软弱与无助,往往会使社会恶劣的人容易形成黑恶势力与团伙,通过建立黑势力来欺压与盘剥单一的个体。这就是集权制下,所有个体的必然命运。

政府漠视、抑制社会公共空间的存在,就使人们更习惯于无意识地在公共空间发泄不满与肆无忌惮。

社会公共空间的存在,可以容纳各种的利益诉求,让各种利益诉求可以在平和的公共环境中碰撞。公共空间提供了许多社会团体的利益表达与谈判空间。不会把矛盾一下子激化上升到对最高统治权力的威胁,也因而能够减缓危机、应对社会的突变。没有了公共空间,中国社会就变得僵硬与板结,失去柔韧性,利益诉求与表达不断淤积,矛盾不断积累,一遇到偶然事件,社会必然崩溃与断裂。

任何的政府都无法制止和无力解决所有的利益诉求,政府应当扩大社会公共空间,允许各种矛盾在公共空间中交织辩论。

任何时代任何政府都无法制止民众的正义诉求,在社会公共空间不存在的情况下,这种正义诉求必然会以传统的极权制下以强烈对抗形式来传递。极端的矛盾与对立就必然产生。

社会公共空间的存在可以软化社会的矛盾。是良性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中国在经济改造市场化的道路上行进,在多种利益诉求产生之后,并没有努力去建立平和的社会公共空间来释放民意和诉求。这是非常遗憾的。在维稳的口号下,这种对立只能不断加剧。

首先要重建中国社会的公共社会空间。公共知识分子的中道和理性,是社会公共空间的力量。政府应当鼓励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社会空间的活动,让其形成NGO组织。不要横加干涉、逮捕。

第二,公共知识分子不是政客,不要成为政府的代言人,不要参与政治活动,而应当成为活跃于公共空间的斗士。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净化的中间力量。只有大量知识分子活跃于公共空间,社会环境才会净化。一部分人关注公共空间的社会秩序,并引导人们关注在动车上的言行,区分公私的分野,在社会道德伦理上起一种进化。

第三, 公共知识分子的成长,是在社会公共空间活动中受到民意的监督与民意的推举,而不是来自上方的任命。只有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,才体现了社会的良心。

可以说没有公共空间的社会,对任何人都是不安全的。

只有在公民自觉参与的公共空间建立起的法制与社会秩序,才是最符合国民意志的,才是最安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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