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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有国

经济 历史 杂谈 切磋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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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“改革”再出发  

2012-06-07 10:25:1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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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建政之后采取的是严格的半军事状态的计划经济体制。政治上推行的是个人崇拜下的中央集权制。

这种的体制实行的结果,第一,就是1959年――1961年饥饿,死人无数。第二,就是出现惊人的浩劫――文革。无人幸免。

中国的政治特色,就是必须到了一个山穷水尽才能有一个转机,否则,一切都会继续。

1976年是一个必须要改的时机。

改革之后,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。简明地说,就是所有制形式不变,只是允许自由出卖劳动力。更简单地说一句:政府现在不管你们的吃饭问题了。有事情找市场,不要找政府。

人类生产活动最基本的两大要素,劳动力与生产资料,只解决了一个方面,劳动力的市场化。生产资料的属性仍然不变。“国家所有”。没有市场化。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。

改革之后,在新体制下,实行了权力的分割让渡。中央把权力让渡一部分给地方,作为让渡的条件是,地方政府必须积极发展地方经济,保证完成上交给中央的税收。这样形成,我给你权力,你替我看家护院的权力分割使用。

从此不和你争论社会主义,资本主义,什么路线斗争,不管你白猫黑猫,只要你发展经济,保证税收上交,就是好猫。

从此中国没有理论论争,只有经济利益的大小之争了。

中国经济三十年的成绩,是各级地方政府全力推动创造的。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中央需要地方发展经济,交纳税收,稳定市场,稳定社会秩序。各级地方政府在发展GDP,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口号下,地方政府在这种名义下,在GDP政绩驱动下,强制拆迁,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,千里跨省追捕,关押维权的要士,压制不同意见。

中央需要钱,需要地方政府看家护院,积极引进外资,鼓励企业生产,把企业税收收上来。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发展经济,获得中央的认可,提升政绩,不断晋升。

这就形成了这种的状况就必须形成地方尾大不掉的形势,

在社会全体利益协调,民意表达,协商诉求上,中央与地方的冲突显得极为尖锐。中央与地方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,长远与近期的利益上,无法取得一致。

在发展GDP,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口号下,地方权力无限膨胀,地方政府规划权力大大走出中央的指令,形成温总说的政令不能出中南海。

改革三十年,地方政府的冲动 GDP,政绩,使经济活得了自主性,中央已经无法控制或者约束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。

历史上集权――分权,中央――地方利益冲突,不断重复、不断上演。

中央你无法扼制地方经济的冲动,无法制止,在公开透明市场程序下的权钱交易,温总,你无法每天都在全国每一个拆迁现场,你更无法在百姓需要你出现的每个地方。

地方的权力已经形成对中央的软抵制。

可以说,三十年的这种政治体制下,中央分割权力给地方,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协调与分割,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发展,但是这种的发展模式,最终是以牺牲全体国民,牺牲弱势群体为代价的。

国民与弱势群体,在这个市场经济中,手中没有任何资源可以进行交换,自然地被权力与利益集团边缘化了。

中国百姓成了历代中央与地方利益协调无法取得一致的最大受害者。

这是改革三十年,中国百姓已经付出的巨大代价。西方有百年老店,中国为什么不能?中国为什么富不过三代?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思考的。在国民三十年积累起巨大财富之时,如何保护我们已经创造的财富?如何使国民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,不再接受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约束,如何还国民以生产的自由,把劳动以及劳动成果世世代代延袭下去,不再恐惧中央与地方权力剥夺,这才是我们改革思考再出发的重要前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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